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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70年,如何守护共和国?

 
发布日期:2019-11-25 09:58:49 浏览次数: 2608
核心提示:[新中国成立70周年,国家的宪政实践也走过了70年。从某种意义上说,如何定位共同纲领是我国宪法史拼接和建构的第一个按钮。我认为这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共同纲领要解决的问题。新中国需要尽快制定正式宪法

[新中国成立70周年,国家的宪政实践也走过了70年。从共同纲领到82宪法第五修正案,中国的“基本法”是如何变化的,它在政治生活中是如何发挥作用的?观察网就相关问题采访了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田雷。】

观察员网: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于1949年9月29日颁布,作为临时宪法。创始人需要在最高宪法层面解决哪些主要问题?

田雷教授:你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这个陈述相当准确——关于共同纲领,权威的判断是它“扮演了临时宪法的角色”。正是因为这次演讲措辞优美,共同纲领的定性成为了宪法学界最近的一个话题:它是可以算作新中国的建国宪法,还是只能作为临时宪法,生存在制宪条件尚不具备的特定历史阶段,还是“作为临时宪法”,所以甚至连临时宪法都不考虑。简而言之,共同纲领的名称和现实性问题构成了中国宪法学叙事中一个具有特殊理论张力和阐释空间的话题。从某种意义上说,如何定位共同纲领是我国宪法史拼接和建构的第一个按钮。如何扣上这个按钮和如何发展1949年后的宪法都是一样的。

来源:百度百科

在这里,我们将暂时避免在这个理论问题上的对抗,以免陷入各种复杂的专业论述中。如果我们用最简单的语义来做一个简单的分析,那么这份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定和通过的宪法文件就叫做“共同纲领”。《共同纲领》序言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定以下共同纲领”。让我们看看这四个字:所谓的“共同”是指它为全国人民,即这个新国家的所有人所共有,因此应该为全国人民所遵守。所谓的“程序”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法律,因为程序的政治紧张是总体的未来,陈述社区的基本任务,并保证最初的核心和目的地。如果联系起来,我们不妨认为正是该计划中提出的目标和任务使全国人民能够“团结起来”,同心同德地为之奋斗,这就是这个新兴的人民共和国的使命。

我认为这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共同纲领要解决的问题。老一辈权威学者断言“它起到临时宪法的作用”也指的是这个意思。《共同纲领》由序言引导,从《一般纲领》开始,由7章60篇文章组成。它的制定和通过是为了为这个新国家建立一个分会制度。它的文本就是毛泽东主席所说的“一般条例”。

观察员网:中华民国的现代治理能力相当薄弱。新中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的现代国家。《共同纲领》也反映了这一点吗?

田雷教授:共同纲领是为了新中国而制定的。“新”的关键是人民已经成为主人,“从现在开始站起来”。CPPCC有权制定和通过《共同纲领》的原因是因为它“代表了全国人民的意愿”。这些都记录在共同纲领的序言中。从长远来看,与“宪法”等特定时期可以完成的分阶段任务相比,国家建设,包括我们现在谈论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一项长期的事业,不可能在一场战斗中完成所有工作。也就是说,《共同纲领》标志的建国时刻是旧时代的结束,是永远不会回来的告别。新社会,新中国,也在这一刻诞生了,这是你在问题中提到的“第一个真正现代化的国家”。

1949年以前,从现代政治学的国家定义和指标来看,中华民国是一个“弱国”、“失败国”或“国家不会是一个国家”。这一判断当然有效。我们今天读了《共同纲领》。如前所述,无论名义上如何纠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但就其内容而言,它确实承担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纲要》的历史任务。从第一章的总纲开始,接下来的六章或细则相继规定了政治权力机关、军事制度、经济政策、文化教育政策、民族政策和外交政策,这些在随后的现代国家建设的各个方面都相当全面。就我而言,第五章“文化教育政策”读起来很有趣。它所寻求的显然是为新社会和新国家塑造新人。如果我们进入共同纲领(Common Program)的文本,我们会发现当前的宪政圈过于沉浸在这份文件的质的问题中,也就是说,它是否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国家的宪法”在制定或形成的意义上。相比之下,在特定的历史阶段,特别是在国家建设的意义上,其具体规定的执行很少受到关注。虽然这种研究状况并不出人意料,但确实令人遗憾。

总而言之,我的观点是,建国是一个可以而且应该有特定日子的时期,而建国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永远持续下去。

观察员网:五四宪法是在共同纲领的基础上修改的。新中国需要尽快制定正式宪法,这是很自然的。然而,在短短的几年里,国内和国际形势发生了什么变化,你如何理解宪法在实践中的需要?《五四宪法》和《共同纲领》的主要区别是什么?它们是如何应对这些变化和理解的?

田雷教授:“五四宪法与共同纲领的关系”。考虑到这个问题,没有任何文本能比五四宪法本身更具权威性。在序言中,“五四宪法”如此自我表述,“这部宪法是建立在共同纲领的基础上的,也是共同纲领的发展”。总之,它是在继承的基础上继续发展的。这两个方面中的一个是不可或缺的。作为五四宪法的基础,《共同纲领》可以通过简单的文本比较一目了然。事实上,即使在我国现行的82宪法中,许多条款都可以追溯到共同纲领。反映“发展”的地方应该是你标题中提到的“差异”。发展和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的原因当然是整个国家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宪法作为国家的总宪法,必须表达这种“新的”。

五四宪法通过后,所有代表都站起来热烈鼓掌。资料来源:新华社

这个“新”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里。归根结底,这是宪法的“社会主义”性质,这在“共同纲领”的文本中没有宣布。1954年6月14日,毛泽东主席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中指出:“我们的宪法草案集原则和灵活性于一身。基本上有两个原则:民主原则和社会主义原则。”当年年初在杭州召开的宪法起草会议上,毛主席发表了类似的声明:“我们的社会主义宪法必须坚持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原则。”这样,“五四宪法”就超越了“共同纲领”,新中国成立以来巩固的“新胜利”就是社会主义。正如序言中所宣布的,它“反映了广大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共同愿望”。但是,我们知道以前的“共同纲领”是“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

这背后的历史对我们来说非常清楚。我不需要在这里多说什么。正如其名称所示,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开始的过渡时期是一个最终将会过去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五四宪法”是指未来的建设。

观察网:以下宪法的演变相对频繁,不可避免地与政治动荡有关,最终稳定在“82宪法”中。你认为从“82宪法”的颁布中学到了什么经验和教训?

田雷教授:事实上,在五四宪法之后,我们也经历了“七五”和“七八”。然而,它们的持续时间很短,最终收敛到“八·二”计划。也就是说,从1975年到1982年,我国在短短的八年时间里先后进行了三次宪法改革。从一般法律理论来看,宪法作为国家的基本法,追求稳定。这篇文章的变化频率是“不寻常的”,反映了该国政治生活的巨大变化和历史进程的转折点。到目前为止,现行的“82宪法”已经走过了37年,基本涵盖了改革开放40年的伟大历程,跃进了我们现在生活的“新时代”。

人民日报第七个五年宪法报道,图片来源:搜狐

“82宪法”是如何摆脱前三部宪法的命运,实现宪法在文本中应有的稳定性,但归根结底,这并不在于宪法的文本或逻辑延伸。成功的关键在于“82宪法”诞生和成长的“土壤”。从理论上讲,共和国四部宪法的命运很好地验证了政治与宪法的关系。宪法学者经常希望划定楚河和汉朝的界限,以区分什么是宪法,什么是政治。规范宪法的一个重要思想是让宪法远离政治。然而,这一理论预设有其自身的问题,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很大的误解。由于现代政治世界有成文宪法,政治决定并围绕着宪法,而不是相反。因此,“82宪法”的稳定植根于1978年以来我国政治生活的稳定。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40年。新时代仍在继续。由于政治生活中最基本的事情没有改变,宪法自然不需要改变或大幅度改变。

说到这里,我想引用邓小平同志在一九七八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报告中的一句话:“为了保护人民民主,我们必须加强法制。民主必须制度化和合法化,以便这一制度和法律不会随着领导人的改变或领导人观点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邓小平同志的话现在已经成为伟人的格言,成为许多人在追求政治正确性的著作中引用的一句普遍的金句。然而,这一笼统的评论恰恰模糊了这一政治判断所包含的真正力量。归根结底,这句话实际上反映了最高领导人的基本思想:国家的改革开放必须抓住“根”,摸着石头过河,而不是放手。必须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进行改革开放。这里的宪法文本是政治底线的设定。它的运行机制是“普通人看不见的,偶尔也很突出”。“82宪法”第1条规定了国家的“社会主义”属性。任何突破这一条的“改革”都会误入歧途,在“82宪法”建立的政治秩序中,宪法审查首先要做的是保护社会主义制度。

观察员网:“82宪法”自那以后已经修改了很多次,很多内容都与改革开放有关。你认为宪法在改革开放时期,特别是进入新时期以来的作用如何?

田雷教授:这是一个大问题,如何回答仍然与我们的现状密切相关。我们知道,“82宪法”自去年年初实施以来经历了第五次修正。也正是在这一修正过程中,前四项宪法修正案及其基本内容再次得到宣传,并被广泛称为"普法"。

可以说,从诞生的第一天起,“82宪法”就面临着文本的稳定性和实践变化之间的紧张关系——从广义上说,这是成文法典必须面对的一种“矛盾”。正是中国改革开放时期的宪法修正案构成了一个优秀的研究案例。在现实政治中,任何政治秩序的形成,特别是在成文宪法出现之后。关键任务之一是在基本法(“不变”)和政治(“改变”)之间找到平衡。对我们来说,“82宪法”是如何在过去40年中实现这种平衡的,是宪法学研究的一个时代课题。进入一个新时代,我们获得了一个新的观察点,使基于历史经验的理论思考成为可能。

资料来源:搜狐

20世纪90年代,“良性违宪”的概念在宪法学界引发了一场风暴。回顾过去,按照目前的学术标准,所涉论文的完成程度不是很高。然而,这一概念的提出显示了中国宪政学者的简单而真实的困惑。在西方宪法理论大规模“侵入”我们的思想之前,这是一个在实践中被迫提出的概念。所谓的“良性违宪”意味着观察家们发现,有许多改革在我国的实践中被证明是有效的,但在宪法中却有违宪的嫌疑。为什么“违宪”是良性的?根据当年的讨论,尽管这些措施违反了宪法文本,但它们符合“82宪法”、改革后的宪法和邓小平南方谈话中的“三个利益”的精神。

进入新世纪后,许多宪法讨论对“良性违宪”问题做出了不同的回应,这也反映了这一概念及其伴随问题的生命力。如果你坚持你的问题,那么最相关的是贯穿“82宪法”前四个修正案的宪法修正案政策。如果你在以前的宪法修正案中提炼和总结权威人士的意见,那么宪法修正案的政策几乎是一致的,这大致是(1)可以改变或不可以改变,即修正案仅限于“必须改变”或“必须修改”;(2)争议性问题不会改变,即修订要求“实践证明成熟”。

当然,仍有许多重要问题值得讨论,但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项极为温和审慎的修宪政策,背后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宪制运作机制。也许可以说,我国宪法如何在政治生活中发挥作用可能不需要“司法化”来长出牙齿——这是宪法学界的主流观点。在过去的40年里,摸着石头过河时,它一直是改革的政治框架和边界,它是在不断变化的政治之前和之上存在的“不可改变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如前所述,宪法的作用只是“普通人看不见”。同时,如果我们有任何宪政经验,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也可能在于这种“常人看不见的东西”。从整体上看世界,从我个人的观察来看,我经常以宪法为例。除了美国,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不真诚地实施法治。大多数时候他们只是在捣乱。

观察网:舆论领域的一些人曾经为所谓的“合法性”问题而斗争。你认为这种思潮是在什么背景下产生和消失的?新中国的真正合法性来自哪里?

田雷教授:从理论上讲,要求宪法的“合法性”意味着一个人必须为一个国家的建国宪法颁发合法的出生证明。这只能说是从木头中寻找鱼,而不是酒。原因很简单。我们只能问普通法律的合宪性,即这项法律是否“根据宪法颁布”,而不是调查宪法的“合法性”。在宪法之前和之上,不可能有实际的法律,因此,不可能有基于更早或更高法律的宪法,也没有理由依法构成宪法。这个问题的真正答案涉及对宪法权利的猜测。简而言之,就宪法的形成而言,它必须是在某一时刻以某种方式表达某种政治意愿。它的合法性不能追溯到“合法性”。社会主义宪法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宪法是母法律。试图以“合法性”颠覆既定宪法,颠覆了母法和儿童法之间的自然关系。

我记得有一段时间,“82宪法”的序言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冷静点,这本来不是一个难题。因为序言是宪法的一部分,它当然具有宪法的全部力量。但现在不是问题的问题变成了问题,而且有很多争议,这只能表明提问者有“良好的意图”。在我看来,如果“82宪法”必须要求它的“合法性”,它就存在于它的序言中。如果你说“新中国的真正合法性”,你必须在前言中找到答案。

观察网:中国的宪法和宪法反映了一种独特的政治文明吗?在法制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也向其他国家学习营养。中国的政治文明会给其他国家带来什么?

田雷教授:我的回答是肯定的。不可否认,宪政圈曾经对其制度和道路缺乏信心,并尽一切努力去西方,如美国或德国,寻找改革我国宪法的先进经验和模式。我们都目睹并经历了这一学术史,但现在可以说“过去已成为一朵云,在彼此眼前消失了”。如果你仔细想想,经过五次修正后,宪法很快就会进入“黄金时代”。在过去的几年里,十多亿人投身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整个国家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果这部宪法没有自己的政治文明支持,只能说是闭眼不看。然而,如何表达中国宪法的“独特政治文明”,我在这里无法回答。现在已经出现并积累了一些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但这显然只是个开始。关键在于政治判断和历史考察。

关于中国特色与西方经验和普遍主义的关系,我们不必从一个极端奔向另一个极端。过去,当我们看西方的时候,学者们经常戴着一副眼镜来寻求差异。如你所见,西方的月亮又大又圆,所以我们必须用西方的东西来改变自己。现在,在比较中国和其他国家的经验时,“求同存异”并形成一种新的世界观来表达这种“相似性”更为重要和紧迫。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需要重新开放我们的研究,看看世界各国的宪法历史和经验。就像40年前一样,学者们需要再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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